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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新一期《博览群书》着眼于四位失意的古人——陶渊明、苏东坡、杨维桢、曹雪芹，用四篇文章看他们如何把失意活成诗意：失意的陶渊明缔造了一个精神高地和心灵家园；贬谪的苏东坡留下了千古绝唱和天下行书；落魄的杨维桢完成了“铁雅”体的锻造；困顿潦倒的曹雪芹创制了震古烁今的小说丰碑。

陶渊明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，少年闲居读书，中年五度出仕，随后归隐田园。陶渊明出身显赫世家，曾祖陶侃官拜大司马。陶渊明自幼丧父，家道虽中落，但仍接受了良好的教育，他饱读诗书，研习四书五经，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与影响，怀抱济世之志。他的出仕，既为谋生养家，更为实现政治抱负。但公务的琐屑与官场的束缚，使得他不堪吏事，于是不停地摆荡在“出仕”与“归隐”两端。只是在归隐之际，他依然关心时局，希望有所作为，直至彻底看清时局的动荡与官场的黑暗，才最终放弃了追名逐利，选择回归田园，躬耕二十余年。这二十年间，他在平凡的生活中完成对人生的思考，不被名利羁绊，始终坚守本心，独立不改，洒脱自由；即便在逆境之中，也能乐观从容，坦然面对贫困、饥饿、死亡，达观自适，精神富足，这也让他成为高洁、自由、旷达的理想人格之代表。

东坡先生的一生同样坎坷曲折，在政治上三起三落，晚年甚至被贬谪荒岛，却写出了“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”这样乐观洒脱的诗句。文章从这一细节出发，点明了东坡先生在海南的三年，不管物质条件如何艰苦，他都能苦中作乐，不改其度，努力发掘日常生活中的诗意和美好。这种直面人生的勇气，这份超然自得的气度，成为后人难以企及却又念念不忘的精神坐标。这样的东坡先生是如何炼成的？文章做了分析：一是苏东坡对自己命运的坎坷与无奈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，故而乐天知命；二是生性诙谐幽默，能够以自嘲的方式化苦痛于无形；三是寄情书画，以此超然自得。

曹雪芹的人生早期，离不开曹家的繁华。曹雪芹对旧家的精神留念，始终是曹雪芹心中的诗意底色，它又与曹雪芹后来的人生体验融汇成梦幻之感，终于凝结成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”的《红楼梦》。

杨维桢是元朝末年最有个性的诗人，有一天他诵读自己的诗作后很不满意，便尽数焚毁。文章写道，杨维桢“焚诗”成了他诗歌创作的转折点：一是开始塑造自己独特的诗人形象；二是突出诗歌的个性与情感；三是以全新的创作理念组织诗坛，消解了以政治权利形成的诗歌场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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